中国正在形成新租赁经济热潮
2019-02-02来源:

  进入新世纪,中国居民消费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包括从注重质量的满足向追求质量的提升、从基本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品质型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消费升级。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城市化率的迅速提高,带来了规模庞大的新兴中产,喜欢用时尚、个性化的消费来区隔自己的身份,但他们并不富有,购买力受到抑制。

  中国城市化是不完全城市化,所以城市中产阶层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我们把这个群体分为两类,首先是资深中产是一二线城市成熟中产阶层的子阶层,他们收入优渥,但家庭负债率较高,热衷为子女投资教育,在境外旅游等,主张趋优消费,因而不得不在其它品类上平衡家庭收支。其次,“流动”的非户籍中产,因为房产、户籍等原因,他们在本地定居的意愿存在不确定性,在本地的消费容易短期化,但又不愿消费降级。社会群体的差异带来了消费的差异,也是产生新租赁经济的热潮的背景。

  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的形成

  中产阶层是大众消费的主力,而中国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是最近二十年产生的。据CHIPs(中国住户收入调查)在1988年的调查,生活水准相对较高的城镇职工家庭,家庭内的工作人员年度收入总额的中位数仅为1855元,折合500美元左右,收入最高的1%的年收入总额也不过2312美元。

  2001年以后,中国的中产阶层才开始迅速成长。2007年CHIPs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的50和95分位分别为5933美元和18402美元,中位数水平就相当于2002年的前1%的家庭。到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的50和95分位又上升为10265美元和27438美元。按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8000美元的标准,BCG在报告中估计2011年中国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总量占比29%,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将达到人口总量的47%。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占比就从不足1%上升到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层家庭成为中国新一代的消费推动力。

  以社会学的分类方法,考虑职业、教育等因素,中产阶层的规模会有一定的缩减,2010年,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占比为24.6%(对比美国的1980年和日本的1987年,该数值为30.1%和22.4%),其中新中产下层占比为17.9%。因此,即使我们考虑更狭窄的社会学视角定义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四分之一,具有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人群规模在2亿-3亿人左右。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恩格尔系数下降,居民不再挣扎于温饱,才有余力去进行发展型、品质型消费。过去的三十年间,城镇居民的现金消费呈现一升、一平、一降:食品和居住两类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逐年降低,下降了13个百分点;衣着、家用电器等功能型消费占比近二十年稳定在17%左右;品质型消费支出占比在2000年以后明显上升,从1985年的13%上升至2016年的37%。跨国经验比较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国内消费尤为关键。要透视经济增长的趋势,抑或对研发中的产品进行定位,需要洞察消费社会的转型路径。作为曾经的后发国家,日本过去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经验对中国消费社会发展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从消费社会的结构来看,日本的消费社会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消费阶段(1912-1941年)处于日本经济的起步时期,人口规模上升,中产阶级诞生,消费观念呈现出西方化和大城市倾向;第二消费阶段(1945-1974年)处于日本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口规模持续扩张,中产阶级规模壮大,“大量消费”、“大的就是好的”等消费观念盛行;第三消费阶段(1975-2004年)处于日本经济的成熟阶段,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个性化、多样化和品牌化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第四消费阶段(2005-2034年)处于日本经济的衰退阶段,人口数量也略有减少,共享经济、本土倾向等开始流行。

  目前,中国正处于消费社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由于人口总量大、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已呈现出多个消费社会阶段交织的现象,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已部分呈现出日本第四消费阶段的特征。各个消费社会阶段的划分,其根据是人们结合自身情况、所处环境和对生活的理想预期而形成的主流消费观念,而当前多个消费社会阶段并存的现象恰恰代表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更为丰富,多元分化的消费需求反映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预计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前后,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等消费特征将会进一步显现,服装、数码、医疗等用以满足自身发展领域的消费将迎来蓬勃机遇期。

  消费分层带来了租赁经济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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